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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真的很慫嗎?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宋朝

來源:用戶 八面楚風 收藏 編輯:楊美麗

北宋地圖

宋代科學技術無疑居于當時世界的最前列。兩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罕有的。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于這一時期。正如國內外許多著名史家指出的,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除此之外,中國人在許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興修水利,實施水稻的雙季栽植;茶葉種植面積擴大;棉花成為普及性農作物;算盤開始應用,從此成為東亞商人的主要計算工具;火藥的發明又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傊,沒有兩宋社會良好的科技氛圍,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很難降生的?赡芑钭钟∷⒌陌l明是偶然的,但它確實又寓于兩宋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領域,宋代也取得了輝煌成就。北宋中期,楊忠輔制定《統天歷》,以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數字與西方1582年頒布公歷時的數據完全相同,比現代天文學所測數值只差26秒。由此可見,宋代天文學發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視與廣大民眾衛生健康息息相關的醫學事業,不僅政府出面編輯刻印了很多醫學典籍,而且要求各州縣加以推廣應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錄中藥處方16834個,《圣濟錄》200卷,是醫學上的一部百科全書,收集了診斷、處方、審脈、用藥、針灸等各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墩捅静荨饭步榻B各種藥材1558種,其中新增加628種新藥,可以說是一部完備的藥物學著作。南宋時期的宋慈收錄并總結了前人的法醫知識,創作出《洗冤集錄》一書,其中涉及驗傷、驗尸、血型鑒定、死傷鑒別、檢骨等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同時對毒藥和醫治服毒的方法也進行了總結,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上述僅僅是介紹了宋代醫學領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兩宋時期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兩項重要成就有必要單獨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繪畫藝術。末代皇帝趙佶雖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巨大貢獻卻不可否認。首先,他是一位天賦極深的繪畫愛好者,又是造詣很深的畫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繪畫領域的組織者和主要資助者。由于這一淵源,在宋代宮庭之內,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畫家。黃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鳥,皆卓絕于世。即使以現在的眼光審視他們的藝術水平,也可以說前無古人,至于是否有來者,則要看未來的藝術家是否能夠超越前人了。

其二,宋代還有一最輝煌的美術工藝,為歷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統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價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藝術更是空前絕后的。以宋官窯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現著內心的意蘊。從美學角度,它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特別受到西方人的傾賴。細密的冰片,隱約間閃爍著鉆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藝人無意間冰鎬敲擊的嚴冰穿過時空來到了我們面前、溫潤而細膩。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窯稱為“千古絕唱”。那是與歷代仿制不成,差別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藝術與精確工藝完美的結合。因為各地名窯瓷器大量地生產,不僅供皇家貴族使用,還為官員學者們、及市民階級所珍愛、使用,所以讓所有見著的人都贊嘆不已。宋瓷許多的工藝都已失傳,宋瓷許多的工藝水平即使現代都難達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說宋朝遺留下的官辦瓷器幾乎都價值連城。自宋代以后,歷代文人墨客及古玩愛好者對宋代官窯津津樂道,撰文著書者眾多,但歷史上能夠親眼目睹并真正鑒賞宋代官窯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關宋代官窯的論述變地撲朔迷離,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樣,便給人們留下了發揮自由想象的空間。對宋官窯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國古陶瓷學述研究中最為熱門的課題之一。

在歐洲、在美洲、在日本,人們對宋代的評價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國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國外,人們對中國古代的認識,就是緣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發明中的三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精美瓷器)。在鴉片戰爭之前,當中國人還不了解世界,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中央帝國,是世界中心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宋的滅亡歸咎于宋代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當我們的國門被槍炮打開之后,當我們知道在宋朝滅亡之前,歐亞大陸上的其它幾個主要的文明國家也被蒙古大軍所滅,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個堡壘。在蒙古鐵蹄踐踏歐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亞地區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軍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對付其它民族和國家只有一種形式:無條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經投降的漢人來治理漢人,通過分化來瓦解南宋軍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說,宋朝最讓人驚嘆的就是,不以言論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后,曾在太廟里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眹鴮W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庇兴我淮,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斗爭,但政治斗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

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錯。歐陽修死后,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梢娔鞘且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跡。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這里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伙,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托。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并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漢自始至終,未脫離過外戚之禍,這個王朝的一開始就沒有開個限頭,呂后當權,差點干掉劉氏江山。最終,它還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漢還搞了諸王分封,結果也差點壞了大事,漢以后的西晉,就毀在諸王分封上。八王之亂,結束了西晉的統治,也開始了中原地區的首次外族治權。宋立國之后,當政者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建立怎樣的政治架構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舉制建立人才選拔與任用機制,既打破門閥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決官僚世襲制的弊端。雖然自隋代就開始了科舉制度,但這一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還是建立在宋代,準入條件的降低,選拔人數的增加。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舉制度作為國家開科取士的手段實施,使宋代很快進入了士大夫時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這些制度不正是現代的政治制度嗎),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這就徹底革除唐季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

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言官都敢于發表意見,甚至可以當面和皇帝爭執,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時候甚至是主角。太宗駕崩時,李皇后伙同內侍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想立長子而廢太子,遭到宰相呂端斷然拒絕,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立殿不拜。請轉簾,升殿審視無誤,方率群臣拜呼萬歲(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壽太后一日送密札給韓琦,語及皇帝與皇后不奉事,有為孀婦作主之語。此乃皇家事,由大臣來作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見。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婦對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戀權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廢)為太上皇。講這么多,要傳達的意思就是兩條:由于采取文臣治國,兵權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擁有更大、更有效的權力。權力實際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庭采取更寬松、更開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歷史上許多朝代都要大。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經濟、科技、文化、藝術、工藝上的繁榮與先進。使中華文明自春秋戰國后推向另一個高峰,至少到目前為止,達到中華文明的巔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沒有發生五代類似的悲劇。可以說,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過后人每每詬病宋之武弱。宋的對外悲劇前面有專述,本節不再解釋。這里引用明朝一位學者的話來作一個總結:“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干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之,終宋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大手段!敝T般作法均有流弊,兩害之中權其輕,兩利之間權其重,不亦合乎?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許多的的開國皇帝。帝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兇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趙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準對公卿辱罵。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又專門建立了言官制度。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碧嬖浴霸紫囗氂米x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宋仁宗以后,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注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等等。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松,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體說來,宋代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獨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學、倫理而言,宋代是繼春秋戰國之后最富成果的時期。以周敦頤、程顥、程頤為代表,以儒家經典《易傳》和《中庸》為核心,同時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萬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惡等理論體系,成為宋代理學的開創者,最終形成了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運用“天理”這一范疇,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有機聯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源。它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二程還較為系統地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基本范疇,可以說是兩宋理學的奠基人。

至南宋時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來各派儒家學說,包括周敦頤、張載等人,建立起一個龐大而系統的思想體系,他以“天理”和“人欲”為主軸,將人類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修養等有機地集合起來,從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學理論體系的艱巨任務,因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響最大的儒學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理學在宋代并非一統天下,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思想界都非;钴S,同時存在其它種種不同的思潮。與朱熹學術存在差異的陸九淵吸取禪宗理論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二者之間經過激烈爭論,最后不了了之,可知當時學術空氣相當自由,學術環境也是非常寬松的。再如史學領域,在編纂體例方面,除了繼承傳統的編年、記傳體之外,還新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此后史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通常而言,當代史存在不少忌諱,因而宋朝政府開放私人修史的限制,無疑會大大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

正因為如此,宋代史學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馬光等人所著《資治通鑒》最為著名,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其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足以和《史記》相媲美。在文學方面,宋詩不僅繼承了唐詩的輝煌,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宋體。藝術成就和唐詩并峙的就是宋詞,在宋代,這一藝術形式的成就達到頂峰。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這一文學形式也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應該說,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領域都達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給后代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如明清時期的小說便是直接導源于宋代說書人所用的話本,等等。

最后再來看宋朝的經濟,當時占世界的60%,工商業極度繁華。

在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的確,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一點宋朝似乎還過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還不夠,頂好是把莫斯科也弄來——這方面宋朝就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東部的國境線推到長城一線的時間也不過是一瞬間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說;從長驅漠北,直搗黃龍,后來變成連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斷的送錢,叫叔叫伯的還老是挨揍。兩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些都堪稱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事跡。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下自己的視角,試試按另一種標準來看待歷史,不是只看王侯將相的千秋功績,而是看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許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呢?我們用其他的數字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慶5年(1571)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后的萬歷28年(1600),歲入400萬兩(雖然張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亂,在后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那么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如果我們認為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那么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盡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后,盡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于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后),歲入約為3000-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兌換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會對宋朝的歲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歲入遠遠大于其他任何一個傳統王朝依然是一個無疑的事實)

宋朝的財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著人民的負擔也極其巨大呢?當然,從人均財政收入上來看肯定是這樣。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如李順王小波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幺起義等都不曾超過一省的范圍。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是西晉,而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

可見,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壞。我們之所以認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姑且不提這里面虛構的成分,其實就是從“水滸傳”里來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騙上梁山的,真正沒有飯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極少。

那么那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熙寧10年(1077)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征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宋朝一方面不抑土地兼并,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并騰出大量剩余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占全國總面積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雇有十余萬礦工,日夜開采),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國產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難比英國少得多。

與此同時,政府對于突如其來的災害或戰亂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化還有一個應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軍官兵一般都有著不錯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為社會矛盾的導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社會矛盾的釋放閥。每當一個地方出事,百姓難以生存的時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這也正是宋朝農民起義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然,這種做法的一個后遺癥就是“冗兵”。慶歷年間宋軍總人數竟然達到了125萬之巨,考慮到當時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億人左右,這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要命的是這125萬人全是雇傭兵,因此軍費也就屢創奇跡。仁宗寶元年間僅陜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2000萬貫,戰時3300萬貫!龐大的軍費和其他開支使得宋朝的財政開支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連那樣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會有入不敷出的問題,以至于被一些學者非常諷刺的稱為“積貧”。但是,我們要看到,這樣的支出其實并不完全是“軍費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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